
首辅虽然是文官中的最高位置,但实际上皇帝有无数种办法让他下台。能坐到这个位置的大臣,不是经历了刀山火海般的考验,就是耗尽了一生心力。除非走投无路财盘配资,否则没人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可是在万历二十一年,身为首辅的王锡爵却硬是顶撞了万历皇帝,甚至放下狠话威胁他。
当时王锡爵上书万历,说:“今天咱们的对话虽然只有你我知道,但若是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结果,就算搭上我王家全族的性命,我也要让天下人知道这场谈话的内容。” 他的意思很清楚:如果事情没有定论,天下人必然会责怪他,要么说他在为皇帝遮掩,要么说他优柔寡断,最终无论如何都会落得个全家不保的下场。
那他们谈的到底是什么事呢?其实核心就是立储。王锡爵希望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但万历却借口说朱常洛是庶子,而皇后膝下还没有子嗣,所以不断推脱。
展开剩余81%按理说,这种谈话没什么特别,但放在当时背景下就显得非常棘手。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,四岁时就已是皇长子。当时万历并无嫡子财盘配资,按惯例太子之位理应是他的。可万历却推说孩子太小,要等四年再立。等到万历十八年,群臣再度要求兑现承诺,他又说要等到二十一年。等到时间真的到了,他却提出所谓“三王并封”的主意,明显是在拖延,甚至让人觉得他在戏弄群臣。
为什么万历如此厌恶朱常洛?原因在于朱常洛的出生,原本就是万历的一次“意外”。当年万历在李太后宫里偶然看上了一名侍女王氏,匆忙临幸后不再放在心上,结果王氏却怀了身孕。李太后追问此事,万历一开始死活不承认,直到被拿出《内起居录》的证据,他才不得不认,并封王氏为妃。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,但在万历心里始终像个外人,自然得不到父爱的青睐。
相比之下,万历真正宠爱的,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。郑贵妃脾气泼辣,性格强势,别人眼里是个“麻烦人物”,可在日复一日的宫廷枯燥生活中,她却让万历觉得有趣,甚至让他一生未移情别恋。也正因为如此,万历更希望立朱常洵为太子,“三王并封”的安排正是为此铺路。
所谓“三王并封”,表面上是同时封朱常洛、朱常洵和另一子为王,看似公平,实际上是把朱常洵和朱常洛摆在同一层级。只要时机成熟财盘配资,就能进一步推朱常洵上位。
王锡爵为什么支持这一提议?其实他有自己的算计。他知道万历拖延十年、还可能继续拖下去。既然如此,不如同意“三王并封”,这样一来,太子之位的争论就彻底摆上台面,不再有回旋余地。他的打算是借此逼迫万历最终承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。可群臣并不理解,反倒以为他倒向万历一边,纷纷指责他。
王锡爵虽然心中有苦衷,还专门上奏表示支持朱常洛,以免日后被误会,但他的处境注定尴尬:如果朱常洛继位,他未必感激他;若是朱常洵继位,那他就是公开的反对者,仍然难逃清算。结果两边都不讨好。
“三王并封”的圣旨虽然下了,但礼部压根不敢执行,因为群臣普遍反对,执行就是自找死路。圣旨只能束之高阁,最后不了了之。可王锡爵的名声却彻底臭了,成了众矢之的。为了挽回声誉,他设法推动朱常洛“出阁读书”。按制度,只有太子才有资格这样做,这无疑为朱常洛赢得了一个实际的地位。
但王锡爵也因此明白,为什么短短十年间,已有五位首辅接连离职甚至未上任就急忙请辞。因为在万历眼里,首辅只是挡箭牌,迟早会被群臣和皇帝同时责骂。最终在万历二十二年,王锡爵连续上六次奏折,才获准辞官。
朝廷的争斗并没有停息,直到万历二十九年,他才真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为什么他忽然松口?因为立朱常洵已不可能:群臣不肯接受;李太后出身宫女,自然同情王氏母子;而皇后依然健在,郑贵妃根本没有机会扶正。
如果强行立朱常洵,只会重蹈“三王并封”的覆辙。可惜万历始终执迷于后宫私情,不理政务,甚至在临终前仍想着郑贵妃。更讽刺的是,他最宠爱的朱常洵,最终竟死在起义军李自成手中。倘若万历在天有灵,或许会后悔当年只顾与群臣争斗,却荒废了朝政,错过了挽救大明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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