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辅虽然是文官中的最高位置，但实际上皇帝有无数种办法让他下台。能坐到这个位置的大臣，不是经历了刀山火海般的考验，就是耗尽了一生心力。除非走投无路财盘配资，否则没人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可是在万历二十一年，身为首辅的王锡爵却硬是顶撞了万历皇帝，甚至放下狠话威胁他。
当时王锡爵上书万历，说：“今天咱们的对话虽然只有你我知道，但若是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结果，就算搭上我王家全族的性命，我也要让天下人知道这场谈话的内容。” 他的意思很清楚：如果事情没有定论，天下人必然会责怪他，要么说他在为皇帝遮掩，要么说他优柔寡断，最终无论如何都会落得个全家不保的下场。
那他们谈的到底是什么事呢？其实核心就是立储。王锡爵希望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，但万历却借口说朱常洛是庶子，而皇后膝下还没有子嗣，所以不断推脱。
展开剩余81%按理说，这种谈话没什么特别，但放在当时背景下就显得非常棘手。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，四岁时就已是皇长子。当时万历并无嫡子财盘配资，按惯例太子之位理应是他的。可万历却推说孩子太小，要等四年再立。等到万历十八年，群臣再度要求兑现承诺，他又说要等到二十一年。等到时间真的到了，他却提出所谓“三王并封”的主意，明显是在拖延，甚至让人觉得他在戏弄群臣。
为什么万历如此厌恶朱常洛？原因在于朱常洛的出生，原本就是万历的一次“意外”。当年万历在李太后宫里偶然看上了一名侍女王氏，匆忙临幸后不再放在心上，结果王氏却怀了身孕。李太后追问此事，万历一开始死活不承认，直到被拿出《内起居录》的证据，他才不得不认，并封王氏为妃。朱常洛虽然是皇长子，但在万历心里始终像个外人，自然得不到父爱的青睐。
相比之下，万历真正宠爱的，是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。郑贵妃脾气泼辣，性格强势，别人眼里是个“麻烦人物”，可在日复一日的宫廷枯燥生活中，她却让万历觉得有趣，甚至让他一生未移情别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万历更希望立朱常洵为太子，“三王并封”的安排正是为此铺路。
所谓“三王并封”，表面上是同时封朱常洛、朱常洵和另一子为王，看似公平，实际上是把朱常洵和朱常洛摆在同一层级。只要时机成熟财盘配资，就能进一步推朱常洵上位。
王锡爵为什么支持这一提议？其实他有自己的算计。他知道万历拖延十年、还可能继续拖下去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同意“三王并封”，这样一来，太子之位的争论就彻底摆上台面，不再有回旋余地。他的打算是借此逼迫万历最终承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。可群臣并不理解，反倒以为他倒向万历一边，纷纷指责他。
王锡爵虽然心中有苦衷，还专门上奏表示支持朱常洛，以免日后被误会，但他的处境注定尴尬：如果朱常洛继位，他未必感激他；若是朱常洵继位，那他就是公开的反对者，仍然难逃清算。结果两边都不讨好。
“三王并封”的圣旨虽然下了，但礼部压根不敢执行，因为群臣普遍反对，执行就是自找死路。圣旨只能束之高阁，最后不了了之。可王锡爵的名声却彻底臭了，成了众矢之的。为了挽回声誉，他设法推动朱常洛“出阁读书”。按制度，只有太子才有资格这样做，这无疑为朱常洛赢得了一个实际的地位。
但王锡爵也因此明白，为什么短短十年间，已有五位首辅接连离职甚至未上任就急忙请辞。因为在万历眼里，首辅只是挡箭牌，迟早会被群臣和皇帝同时责骂。最终在万历二十二年，王锡爵连续上六次奏折，才获准辞官。
朝廷的争斗并没有停息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，他才真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为什么他忽然松口？因为立朱常洵已不可能：群臣不肯接受；李太后出身宫女，自然同情王氏母子；而皇后依然健在，郑贵妃根本没有机会扶正。
如果强行立朱常洵，只会重蹈“三王并封”的覆辙。可惜万历始终执迷于后宫私情，不理政务，甚至在临终前仍想着郑贵妃。更讽刺的是，他最宠爱的朱常洵，最终竟死在起义军李自成手中。倘若万历在天有灵，或许会后悔当年只顾与群臣争斗，却荒废了朝政，错过了挽救大明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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